从《围城》中索隐西南联大人和其他知识分子

    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正式出版。该书面世后反响极大，由此也引起了读者对于书中“三闾大学”的原型，以及书中人物原型的猜测。就此，记者采访了钱钟书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洪岩、读者杨小洲、孙郁等，请他们谈谈自己眼中的索隐。

    关于《围城》:《围城》的描写，自始至终又都贯穿着嘲讽的喜剧情调。小说的基本情节，都围绕着方鸿渐展开，小说的诸多人物，场面也大都从方的观点展现，方的观人阅世的揶揄态度，以及隐含在他背后的小说作者的嘲讽口吻，交错交融，使《围城》的讽刺手法别具一格，表现出了对世态人情的精微观察与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

《围城》作者钱钟书先生

    「索隐之小说背景」

    三闾大学并非西南联大

    ●李洪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围城》里面的三闾大学应该是以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为原型。我找过这个学院的院刊，对学校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把介绍中的有些文字和钱钟书《围城》中的有些文字进行对照的话，就发现两者颇多一致之处。读者猜测三闾大学可能是西南联大，可能是因为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与西南联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它们都是新组建的一所学校；全国各地的人由于抗战到那里去等等。

    我认为，三闾大学不是西南联大的原因有几个：

  1.钱钟书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间非常短，他在湖南教书时间相对较长。

　
　2.西南联大是由我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组成的，它的规模非常大，人非常多，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非常小，人际关系更能凸显出来。蓝田是个小地方，比较闭塞；昆明是个大地方，与外面的联系相对方便。钱钟书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时候，学校对他的重视超过他在西南联大。

    3.西南联大是名教授济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也汇集了国内的一些优秀学者，但无法与西南联大相比，钱钟书在这里担任的是英文系主任，地位比他在西南联大要高。再加上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这里担任领导职务。这些都是一一对应的。

    「索隐之联大人」

    曹元朗原型应为叶公超

    尽管李洪岩认为三闾大学不是西南联大，但《围城》中写的人物却有西南联大的人物原型，当然，也有非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的原型。

    钱钟书在昆明很不愉快，因为叶公超小心眼，对他深受学生欢迎这一点产生了妒忌，《吴宓日记》证实了此事。钱钟书的嘴大概也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讲起叶公超，总使人想起《围城》中的曹元朗。倒不是因为叶公超有一张“圆如太极的肥脸”，“脸上一圈圈的笑疤，像投了石子的水面”，而因为曹元朗是留学牛津剑桥的新诗人。

    这得从大诗人艾略特（T·S·Eliot，《围城》中为“爱利恶德”）谈起。艾略特主张用典、用事，以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错杂着、对较着，他要把古今的知觉和情绪融混为一，组成一个同时局面。诗的文字是隐喻的、紧张的，不是平铺直叙的、解释的，而是凝缩、格外地锋利。这就是叶公超的女弟子赵萝蕤先生对艾略特诗歌创作理论的一般性概括。

    再来看叶公超本人的看法。1925年，叶公超来到英国，幸运地认识了艾略特，后成为我国第一位介绍艾略特诗与诗论给国人的人。他说：艾氏“主张把英诗的各种体裁都混合起来，而成为一种特殊诗风，能代表已往所有的诗。所以，他往往在诗里要引用英文以外的诗体。换句话说，他写诗主张维持中国用典的作风：用旧有的典故，将历代流传下来的观念联合起来，汇成文化的源流。一个人写诗，一定是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仅是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因为，个人才气绝不能与整个文化相比。这样一来，他认为他的诗超出了诗人个人的经验与感觉，而可以代表文化。”“艾略特的方法是要造成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表现整个文明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造成一个古今错综的意义。”叶公超很希望自己能写出《荒原》那样的诗，但没有成功。有人说他是“中国的约翰生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