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大概是古今中外全人类的自发情感；重教，显然是所有理性政府的必然选择。更别说泱泱中华，有着两千多年的教育职业化和儒学化的久远历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事师，敬同于父”，这样的理念早已深深嵌入我们民族的传统基因。那么，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何种“尊师”和“重教”的观念和行为呢？

    近些年，教师节的主题具有浓厚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成分——“尊师重教，奠基未来”、“光荣的人民教师”、“爱与责任”等等。事实上，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默默奉献”、“无限光荣”等形容词已成教师的天然修饰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原本描写爱情的诗句，也成了教师鞠躬尽瘁精神的绝妙比拟。甚至，如今每每临近教师节，教育部门也好，公众舆论也好，都把目光聚焦于那些“逆境教师”、“悲情教师”，他们或者是几十年扎根深山、甘受贫困的乡村教师；或者是身患绝症无钱医治，仍孜孜不倦于教书育人的代课老师；或者是历经磨难，却为教育事业而百折不回的残疾老师……

    这就是我们节日性的惯性情绪，一旦被剥离出教师节这一特定节日氛围，它便会显得突兀和不合时宜。逆境教师当然值得关注和尊敬，然而，与这种含着泪水的尊师情绪相对照，我们至少能看到两种不协调之处。其一，教师节前乡村教师、代课教师备受关注，节日过后，有限的教育资源仍被倾斜性地投放在城市（尤其是“重点”学校）——“尊师”与“重教”严重割裂。其二，教师节到了，“逆境教师”俨然成为舆论关注的主角，然而对于多数人而言，平时真正要“尊”的，依然是名校里掌握优质资源的教师或教务官员，用来“尊”的则是名牌烟酒……

    只有看到并承认这种客观现状，才可能产生真正可操作性的尊师重教行为。而要真正形成尊师重教的氛围，先必须明确以下两点：第一，作为帮助人类知识和道德代际相传的职业，教师确实有其职业特殊性——不尊师，则师者缺乏必要的权威，则知识和道德准则的传授过程也难以顺畅；同时师者的职业水准和道德自觉，又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第二，教师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既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也会因生活水平低于其他人群而心理失衡，因此若把他们奉上道德的高台、却又不能保证与之相一致的物质激励，显然很难收到预期效果。1931年，教育家邰爽秋、程其保等议定6月6日为教师节时，目的就很实际：“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和增进教师修养”。“待遇”被摆到教师诉求第一位，从前如此，今日亦然。近日某地一项调查显示，四成教师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最有幸福感的职业——反过来理解，尚有六成教师并不那么幸福，原因嘛，无非事关收入、工作强度、职业成就感、社会地位等等。

    前几天，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既对教师们提出殷切希望，同时也指出：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维护教师合法权益；要特别重视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千方百计帮助农村教师排忧解难；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注重吸引优秀人才当教师，鼓励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成为全社会尊师重教的共识和共同行动。（徐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