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从最近几年开始，将中国传统的“七夕”附会为“中国情人节”的说法，开始在坊间热络起来，及至今天，虽然围绕“七夕”尚未发展出一套如2月14日西方“情人节”那般现成的庆祝程式和诸如玫瑰花、巧克力、烛光、红酒等浪漫符号，但依近年来国人恢复各种传统节庆礼仪的热忱和经验，其“恢复”的热情一经发动，技术层面的细节设计，也就会在逐渐的摸索中被创造和丰富起来。

    不过，各种疑虑和争议似乎也随之而来：如果与“西方情人节”相对的“中国情人节”，仅仅是中西之分而无内涵之别，则在已经蔚然成势的西方情人节之外再造一个中国情人节，就可能显得必要性和可能性都不充分。而如果按照牛郎肩挑一对子女与织女天河相会的情形，便将“七夕”定义为“夫妻节”或“家庭节”，则又可能因为排斥了太多尚未走进婚姻的情侣，而导致“七夕”的拥趸太少而至竞争力不足。

    认真考证情人节或“七夕”节的来历和沿革便不难发现，无论中西，现代语境中的“情人节”，与其所谓的来历、出处，都已经没有直接的关联，它们已经日益转义为一个程式、一个借口，以见证爱情、表达爱意。中国青年之所以也热衷于一枝玫瑰、一盏红烛营造出的氛围，显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其背后的那个宗教故事有着怎样的热情，而仅仅在于他们需要一个可以寄托和表达其爱意的程式。同样，当中国青年被牛郎、织女的忠贞所感动，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憧憬着一副箩筐挑着一对儿女与孩子他妈相聚的苦涩的温馨，而只是愿意借助这个早已模糊和抽象了的故事，向自己的爱人表达自己的忠贞而已。

    即使有人追究西方情人节或中国七夕节的传说源头，估计也很少有人充分意识到，这两个意味着浪漫、温馨的节日，其实都源于青年男女的爱情受到无情阻隔的悲剧故事。王母娘娘强行拆散牛郎织女的故事自不必言，在今天的语境下显得暧昧不明的“情人”节，其起源也是在外力的粗暴干涉下，欲做夫妻而不得的爱情悲剧。其实通观中外所有传统的爱情故事，其爱情的终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指向婚姻，能够顺利走进婚姻殿堂的便是团圆，受到外力干涉而受阻的，便是悲剧。至于东、西方的传说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帮助有情人实现婚姻愿望的教士和喜鹊，作为“情人节”的见证者，则证明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理想，曾经是中外有情人在自由的爱情和婚姻之路上的共同追求。

    而与争取婚姻自由而不得的前辈相比，今天的有情人面临的最重大的变化是，爱情与婚姻的外在压力与阻隔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有情人终于可以自由、自主地面对和处理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相应地，彼此爱恋着的男女，成为自己爱情的唯一仲裁者和见证人。虽然“无约束便无自由”的哲学式命题，未必适用于爱情中的男女，但在没有了暴君和王母娘娘，因此也不再需要犯险为人证婚的教士和善解人意的喜鹊时，如何见证自己的爱情，如何维系和表达自己的忠贞，确实是今天的青年男女面临的全新问题。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恋爱中的男女才更需要一个节日、一个程式、一个象征物，来年复一年地提醒、见证、表达自己对爱情的珍视和真诚。这样的自由的、自我的见证，注定不会像我们的祖先冲破“王母娘娘”的阻隔而鹊桥相会那般具备悲剧式的崇高，却可能是已经充分世俗化的社会环境中最郑重的表达。

    因此，重要的是给爱情中的人们一个节日，让他们能够借助它所提供的传说、程式、氛围，以寄托人们对爱情的共同向往和彼此爱意的表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近年来逐渐热络的对“七夕”的重视，有着自发和内在的动力，“中国人要过中国节”，已经在不同的领域得以张扬并逐步实现，“七夕”只是其中一例。至于具体的细节如何实现，不妨交给情人们自己解决。 (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