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高考也不例外，但并不能由此导出高考制度已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的结论。改革高考的出路，不在于因噎废食地废除高考，而在于有效破除高考至上主义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已陆续结束，今年又适逢恢复高考30年。虽说现今招生比例较从前更大，但由于各种内部因素的变化和外部因素的介入，高考之热不仅未见消退，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于是关于高考改革的各种争论又浮出水面。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高考也不例外。“一考定终身”、“一把尺子量天下”、“高分低能”等，就是人们常说的关于高考的“弊”。但上述诸弊，并不能导出高考制度已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的结论。“十字路口”之谓，与高考或存或废的涵义相当。但在找不到更好的也切实可行的替代制度之前，废除高考一类的激进主张虽能耸人听闻，却决无益于现实的改进。

　　所有人群关于高考的所有情绪，其实都可以从高考进行中的那几天看出来。那几天是对高考爱恨情仇高度浓缩的日子，是“高考就是一切”、“一切为了高考”的日子，是家长、考生、警察、交通、市政、媒体等如临大敌的日子。这些日子中的非常表现，事实上是由“高考至上主义”这样一种共生且深入人心的意识形态所衍生。高考至上主义是一种极端的、病态的意识形态。改革高考的出路，不在于因噎废食地废除高考，而在于有效破除高考至上主义。但高考至上主义虽集中展示于高考进行期间，而其形成却有着由来已久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首先，不通过高考，一个人便很难获得社会认可的“通行证”。高校文凭的极端重要性在于，它仍是大多数社会组织特别是公有制单位识别、选拔、录用人才不可或缺的前提和门槛。比如，一名青年若没有大学文凭，即便有金融管理方面的卓异才能，也决无可能进入工作体面、报酬丰厚的相关部门。在行政权力配置社会资源力度不减、公有制系统迄今仍是就业重要渠道的背景中，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不经过高考的洗礼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不通过高考，一个人便很难在社会中找到自身的立脚点和发展点。改革开放近30年，人们自主就业的空间并未获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拓展和提升，而跨越创业的重重门槛对于没在大学镀过金的青年更是难上加难。易言之，一名青年没上过大学，社会就既不以“人才”视之，自身也很难通过社会实践成为“人才”。如此一来，参加高考一定是普选的最优方案。

　　第三，高考至上主义的实质是名校至上主义。对高考热，人们深以为忧又乐此不疲地卷入，往往不是担心子女考不取大学，而是担心考不取名牌大学。考取了大学等于为进入社会在脚下垫了一块砖，而考取了名牌大学则等于为自己脚下垫了两块砖。这是高等教育中的结构性矛盾，个中究竟有多少公平合理，难以遽下断语，但我们的著名高校毕竟没有一家是私立的，高等教育也许同样面临资源均等化的问题。

　　就高考谈高考改革，结论也许只能是“无解”；破除高考至上主义，“工夫”或许在“诗外”。既然就业与创业都要靠文凭来说话，那么，高考至上主义实际上是就业与创业预期并不乐观乃至焦虑的预演。就业空间得不到释放，创业门槛得不到降低，社会评价人才的机制得不到校正，就业与创业的预期就得不到改善，则高考至上主义就将继续流行。至于保送制、推荐制以及所谓面试招生等技术性改造，在诚信缺失、监督乏力的背景中，沦为腐败的渊薮几乎是难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