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位著名社会学家说过：要知道一个社会的认知水平和文明程度如何，看看这个社会的舆论空间中经常为什么话题而争论就知道了。的确是这样，争论的内容往往最能展现一个社会的既有价值共识和认知可能边界，最能反映这个社会的文明发展水平。一个认知水平高的社会常会争论一些相对复杂的价值命题，而水平较低的社会争议的问题则非常简单。

　　此种想法源于这条新闻———三亚给宰客水果商挂黑心店牌引发争议：近日，为了加强对水果市场的监管，严打缺斤少两、欺诈游客的违法行为，挽回泛滥的“宰客”对三亚旅游形象的影响，海南三亚市工商局打出了“缺秤1斤以上，就要在摊点前挂‘黑心牌’”的重拳。市民游客拍手称快大多数支持，而不少律师则认为“黑心牌”缺乏法律依据（5月28日《法制日报》）———于是大家就开始争议了。

　　在许多国家的人们为“同性恋合不合法”、“堕胎道不道德”、“克隆人符不符合伦理”等一系列复杂、充满悖论的价值命题上争论的时候，我们却在“可不可以挂‘黑心牌’”这样简单的合法问题上争论不休，在轻易就可作出判断的问题上浪费我们的论争智慧，说明我们社会的认知水平实在太低。

　　可不可以挂“黑心牌”？一个有基本法治认知能力、一个法治立场坚定的社会都会对此作出一致的回答：当然不可以，因为这缺乏法律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这是现代社会对公权力起码的限制。按照《行政处罚法》等法规，法定的处罚只有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等五类，“挂牌处罚”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当然就不可以了———合法，即可为，不合法，即不可为，看基本的法律条文就可以了，这有什么好争议的？“挂牌处罚”就是违法的，拍手叫好者就是凭着一时的道德报复快感放纵公权力对法律的僭越，对不良商贩的处罚应在法内进行而不应在法外羞辱，这毫无争议空间。

　　真正的法治诉求，不只表现在作为受害者时在浩繁的法条中寻求法律救济，因为这是很容易的；更重要的是在你处于某种道德优势时，能突破道德自利的感觉、摆脱道德审判的诱惑、放弃以暴易暴以非法报复非法的冲动，为处于劣势和少数的受害者寻求法律保护。在“黑心牌”上的争议表明，我们的法治根基还很不牢靠，遇事诉诸道德情感、诉诸人治而非依法而治的传统习惯还很浓厚；多数人只有在自己利益受到侵犯时才寻求法律保护，而在别人权利受损时却熟视无睹甚至在某种道德义愤中推波助澜，这是一种“伪权利意识”。

　　我们的社会似乎经常在“坏人的权利需不需要保护”这类简单问题上争论，什么卖淫女可不可以公开处理啊，杀人狂邱兴华需不需要司法鉴定啊，交通违规者可不可以当街示众啊，小偷可不可以挂牌示众啊———这些争论表明了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和很低的认知水平，缺乏基本的法治共识。确实，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不断的争论，但在有些话题上是无须争论的，文明的积淀和理念的进化会使社会形成一些基本的价值共识，比如平等保护人权、容忍多元道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比人治好之类，就像“雪花为什么会融化”、“花儿为什么会凋谢”一样，成人世界无须争论这样的常识性价值命题。

　　浏览了国外大报这几天的争论话题，他们好像最近正在争论“妇女身体谁做主”的话题，争论“以技术对抗技术”合法性问题，问题多有深度和难度，这就是社会的认知水平差异。相比之下，我们争论的话题太“浅薄”了，没办法，发展水平制约下，我们就是“深刻”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