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９日《南京晨报》报道，自从南京“慈善狂人”邵建波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前来索捐的人络绎不绝，有人一张口就要１００万！有十多名索捐者找到邵建波索捐不成，一起跑到邵母黄老太家中去索捐、吵闹，一名索捐者大骂老人：“你儿子沽名钓誉，我特地跑到南京来找他帮忙，他躲起来不见，这不是在耍我们吗？”黄老太因多次大吐血，被送进医院抢救，并接到了病危通知书。

　　慈善竟然可以索要，索要不来竟“谴责”对方……看到邵建波及其母亲的遭遇，真让人有种礼崩乐坏的感觉。几乎与此同时，福布斯宣布不再推出中国慈善榜，原因是慈善数据难以收集。

　　这不禁让人深思：索捐者为什么能够心安理得地伸出手，甚至狮子大张口？勒索者为什么能够理直气壮地谴责慈善家？福布斯慈善榜为什么在中国生存不下去？笔者认为，这不能不从“文化”方面找原因。

　　中华慈善总会理事章立凡先生曾经说过：“良好的民间慈善需要有三个层面的土壤，法律、道德和文化。”的确，如果说法律是慈善事业的保障，道德是慈善事业的动力，那么文化就是慈善事业的基础。没有健康的慈善文化为基础，慈善事业就不可能获得健康的发展。

　　笔者认为，“慈善文化”，就是公众对慈善的基本共识，至少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慈善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它是受道德感的驱使而产生的一种完全自愿的行为，因此，它只能是主动的，而不能是被动的。慈善不是任何人的义务，即使是富甲天下的人也不是必须当慈善家。受捐也不是任何人的权利，贫穷绝不是勒索的理由。因此，即使慈善者确实是“沽名钓誉”，其他人也不能进行“道德勒索”。

　　二，慈善家不是救世主。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即使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不可能普济天下。就社会功能而言，民间的慈善事业只是政府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补充，贫困者不能把解困的希望寄托在慈善家的身上。既然慈善不是义务，慈善家就不必有什么道德上的负担，更不必成为救世主。

　　三，慈善应以“救急”为原则。古话说，“救急不救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救穷”当然更好，但这当然是在保证“救急”的前提下。这是因为，“急”比“穷”更需要帮助，而且“穷”者多，“急”者少，“救穷”不太可能完全依靠慈善事业负担。

　　“索捐”能把慈善家的亲人逼到吐血的程度，真是令人震惊！频频发生的“索捐”事件既在考问着中国的慈善家，也在考问着中国的慈善生态。的确，中国的慈善事业亟待健康的“慈善文化”。 （盛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