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的时候，上海民众对于红头发的“外国赤佬”，既隔膜又抵触。英国人踏进上海县城、也就是今日仍以旧时城墙而成的环形“人民路”包括“城隍庙”在内的地区时，全城的许多活动比如演戏等等，都为之停止。大批男女老幼，川流不息地前来“参观”。小孩子见了洋人的怪诞模样，甚至会害怕得啼哭起来。

　　刚建立的租界，即为“北头”的“夷场”。城里民女到“北头”撞见了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回来，晚上便会大做噩梦。

　　上海第一家煤气公司“大英自来火房”开张以后，因为煤气管道铺设在地下，于是一些人“则云地火盛行，马路被灼”，此后非要穿厚底鞋子，否则地下的热气或不至于攻入心脾。上海街头出现电灯时，“国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殛，人心汹汹，不可抑制。”自来水在上海出现以后，“当时风气未开，华人用者甚鲜，甚至谓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

　　某时，英大马路（南京路）各处的广告牌上，曾贴有一幅教会团体提供的卫生宣传画：几只硕大的苍蝇先在垃圾堆里，后又在食物上爬行。老百姓见了便说：“怪不得外国人害怕苍蝇，原来外国的苍蝇长得那么大！”

　　开埠以后，在一些士绅特别是苏、浙地区的一些富家大户人家的眼中，上海是一个“淫戏遍地，人心败坏”，良家子弟不宜进入的地方。老城厢有位老者，“他虽生长在上海，可是直到六七十岁竟从来没有到过‘洋场’，他不愿意看见一切洋人的东西。”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主人公，在上海混迹十余年以后，终于幡然悔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于是痛改前非，自起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

　　但是市民社会的价值观，最终还是由实践检验的。对于西方事物，上海人“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

　　甚至门牌号码也是从那时的上海开始做起的：在每一家住所门前钉上一块马口铁皮，马口铁皮上清楚地编写号码，任何人不得对这项编号工作收取或支付不管是什么名义的其他费用或开支，但是每幢房屋的居民或业主有责任把它保管好。

　　19世纪60年代，上海人终于改变了对于老城厢“北头”的鄙视性的“夷场”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