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苹果》日前遭到有关方面的严厉“炮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应该容许这个电影对时代有侮辱性描写。”基于这一观点，目前国家广电总局正考虑如何处理《苹果》。

　　剧情是这样的：一对民工夫妻，女的被老板强奸了，男的就利用时机向老板索要2万元；就在双方为钱争执不下的时候，女的怀孕了，男的更因此加码：孩子加强奸，总共12万元。平心而论，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惊世骇俗的故事，类似的情节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可能有。在笔者看来，所谓“侮辱时代”，实属“欲加之罪”。

　　问题在于，我们评价电影好坏的标准是什么？电影该怎样反映现实问题？评价现实题材电影时，要不要在“艺术的标准”之外，再加上一个“赞美时代的标准”？“赞美或侮辱时代”的标准又是什么？在我看来，一部电影如果不仅客观反映了现实问题，而且能引起观众的思考，就是一部好电影。比如，我们或许会思考：《苹果》中的民工夫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除了索要钱，他们应不应该、有没有其他更体面的“维权途径”？钱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怎样的重要性？什么是“人性的残忍”？什么是“人性的无奈”？

　　作为个人，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对一部电影的好恶；但是，因为题材问题简单否定一部电影，这种思路很值得商榷。这让我想起了王小波先生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诚如王小波先生所言，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而信使的诚实与否，取决于他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那样的人。

　　可以想见，在花剌子模，信使早晚会变得滑头起来。王小波先生的结论是：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当下的中国，呼唤“文艺复兴”的声音此起彼伏。然而，没有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是决计不会有“文艺复兴”出现的。因为“文艺复兴”不可能由一群以阿谀逢迎为能事的“滑头艺术家”来导演。

　　心理需要与事实真相，是两个问题。我们也许希望《苹果》中的民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同时视金钱如粪土；但是，事实真相往往并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理需要。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眼不见为净地逃避，还是勇敢地正视现实？一定意义上，《苹果》考验的是我们直面现实的胆量和气度。不否认，这样的情节有可能加深少数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但是，化解偏见的办法不是蹩脚地藏掖，而恰恰是大度地揭露。有句话不是叫做，“谣言止于公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