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老人要求孩子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因为法律无明确规定，法院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最近，江苏海安县法院的一则判决支持了原告要求精神赡养的请求，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法学专家建议，要立法解决目前存在的状况。（12月11日《工人日报》）

    道德问题法律化

    千百年来，对老人的物质和精神赡养，一直是我国道德范畴内的约定俗成，而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因而，以往此类申诉一直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支持。海安县法院的首开先河之举，在让人欣慰于人性不义终于遭到法律强制之时，也不禁有种悲从中来的感觉：法律干涉道德，这是法律的无奈，更是道德的悲哀！从何时起，我们民族赖以自豪的孝道传承，自然到如同空气一样的奉养父母观念，为何破败如此？竟然需要法律来维系最基本的家庭伦理？

    近些年来，家庭道德的缺陷却暴露得如此集中和突出，上不奉父母、下不养亲儿的现象常有所见。越来越多的家庭性事务，由于得不到道德力量的支持，只能被引入法律范畴，这不仅让法律资源急剧分散，法律的泛化也导致了法律权威的弱化。反之让我们离一个高度文明和道德自觉的现代社会越来越遥远。（司欣）

    法律判决恐难奏效

    众所周知，老人得不到亲情眷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不肖子孙的恩断义绝所致，有的因子女在他乡远地所阻，有的因严明工作纪律所限，还有其他一些不得已的客观原因。可俗话说得好，最美不过故乡水，最亲不过故乡人，凭着“普适性人伦经验”至少可以认定，“精神赡养”义务的普遍性稀缺，前者为少，后三者为多。既如此，“精神赡养”诉诸法律岂不正有“冤打妄杀”之嫌！

    再说，即便不肖子孙在司法公器威慑下戒恶从善了，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当不肖子孙在司法公器威慑下屈服，表面孝顺，实际却衍生逆反心理，孝心更趋枯竭，必将使亲情与诚信变味、褪色乃至消亡。总之，“精神赡养”诉诸法律的后果，不可能让亲情走得更密更近，而只能让亲情走得更疏更远。（张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