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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该为她的诚信而感动 |
公民周安会,双目失明,只能在地上爬着走。丈夫临终前告诉她,尚有1000元信用社贷款未还。从此,她以匍匐行乞“走”上为夫还贷之路。不能欠国家的钱,借了钱哪能不还?8年来,她受尽屈辱,历经辛酸,终于还清了贷款。这时,她感到,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爱国主义,“国家”在周安会一家眼里,具有无比神圣的地位,成为道德的最高权威。尽管,他们并不一定知道“国家”的确切定义,而是把一切公权部门都看成是“国家”,甚至把信用社也看成是代表“国家”。 这种“崇高”无疑是令人心酸的:周安会全家都始终挣扎在生存底线的边缘。丈夫之所以会去信用社借“国家的钱”,是因为患了食道癌,没有医疗保障;她本人也患有肝硬化;为了还钱,为了生存,双目失明、不能走路的她只能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去乞讨。信用社给她的免除利息的凭证足以说明一切:“此款因本人死亡,妻子瘫痪失明,两小孩到处流浪,妻子化缘偿还,故未收利息。”公民周安会全家对“国家”坚守了自己的诚信,但“国家”所能够给予他们的,难道仅仅是免除1000元借款的微不足道的利息吗?肯尼迪的那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要问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反过来质问。 这一事件,不是让我们去淡化现实的艰苦而讴歌美化公民周安会全家的诚信,获得一种道德上的麻醉,而更应该去深入思考:国家和公民之间,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国家的感动,又该由谁来表达?(作者:邓清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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