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人，面对低质的影视作品则干脆“以低俗对付低俗、以无聊应对无聊”，凡遇此类作品便施以无情调侃尽情恶搞。由此，甚至出现了专擅“恶搞”的一大批网民，制造出一批像胡戈那样的“恶搞明星”。当然，“愚乐”与“恶搞”之间的界限往往不甚清晰。

    必须看到，在有关《色，戒》的讨论中，以上或起哄、或“强作解语”的声音不在少数。但在这些之外，也有一些讨论是很严肃的。很多人之所以持续不断地讨论《色，戒》，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在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文化理解，并且对时下的娱乐文化进行追问、重估、颠覆和启蒙。这种讨论，寄寓着人们对于娱乐文化现状和未来的思考和期盼，以及改良乃至重建一种崭新秩序的努力。

    改良或重建娱乐文化秩序，有许多积蓄已久的矛盾亟待解决，许多冲突亟待缓和，许多对立面亟待获得平衡。在此意义上，李安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导演，《色，戒》讲述的是典型中国故事，梁朝伟等演员又均是典型的黑头发黄皮肤，而且电影本身又直接涉及到不同国家地区对影视作品管制标准的冲突……如此，自然使这部电影具有了某种参照物乃至标杆的意义。在此角度上，作为讨论对象的《色，戒》，其本身究竟是“豪华垃圾片”还是艺术精华，或许已经不怎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讨论《色，戒》，个人能否增加一些“娱商”，形成更成熟的艺术观；于社会的意义上，则是在娱乐文化、影视标准等方面能形成多大程度的共识。

    由此，《色，戒》之议，或可视为中国娱乐文化危机中的生机。但也因此，在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机遇还是陷阱”的问题：通过这次讨论，将使中国的影视艺术乃至整体文化进一步接轨西方吗？倘若如此，这对将来的娱乐产品创造和文化艺术发展又将意味着什么？究竟会使其变得更加从容、大度、真正具有国际性影响力，还是将进一步陷身媚俗主义和消费美学的陷阱？这些，或都有待详察，值得警惕。(郭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