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读《论语》的新一轮出版热潮中，于丹无疑是始作俑者。但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大家解读《论语》，注释讲解本现存世的不会少于2000个。因此，有批评者认为如果没有《百家讲坛》和央视的大力推广，于丹等人再卖力，也不一定有现在的“《论语》热”，目前的畅销书不过是电视催生的。

    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认为，于丹起到了宣传《论语》的作用，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学孔子是好的，学孔子是有用的，其它的则谈不上。而李里则认为，于丹在讲解的过程中基本上把握了圣贤之道，是十分可贵的，而且，她用女性特有的视角敏锐而时尚地对《论语》进行了解读。

    与同行较为客气的评价不同，一批批判于丹的书也在其走红后纷纷上市，如《解“毒”于丹——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与庄子》、《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当〈论语〉遭遇于丹》等。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于丹所讲《论语》存在很多硬伤，她不懂《论语》。譬如，她对古人名字的称呼有误；对孔子弟子的一些东西，也基本属于无知；还有《论语》的分章，朱熹的《论语集注》是分514章,清朝考据孔子的172家又重新分了章,但于丹连传统的分章都没有搞清，有些把两个不同时期的章节混作一章。

    “我让学生找了一本于丹的书来看，它有‘心得’二字，那应该是自己阅读所得，但我看了一下，没有一句‘得’是她自己的，而且我很吃惊的是，全书引用了他人的观点，却没有出现一个20世纪人的名字，包括她引了鲁迅的话，都不提鲁迅的名字。”对此，朱维铮先生表示，“我认为这样做是非常不好的，布道也好，一家之言也好，你在公共平台上必须说清出处，这个我想在国内外都是基本要求。”

    而抛开新近出现的“《论语》军团”，在现代出版史上，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是三个比较被学界认可的版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王宝生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精髓，出版界不能为了赶热潮而草率出版。做一个学问需要几十年，急就章式追时髦的出版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且，学术上的不严谨会亵渎和曲解原著，甚至误人子弟。

    《论语》出版热跟风阅读是好是坏？

    面对《于丹〈论语〉心得》几百万的销量，一些出版人质疑道：这几百万买书人把书买到家里，有多少人看了？是像看杂志一样随手翻翻，还是通读了？

    记者在单位和书店进行的小范围调查发现，多数人只是翻了翻，通读的很少。一位杨先生告诉记者，《于丹〈论语〉心得》刚出版不久，他就买了一本，放在床头，翻了三五次，总计不过20分钟，这与他以前津津有味地挑灯夜读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和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很不同。

    毋庸置疑，男女老幼齐上阵、几百万人读《于丹〈论语〉心得》，是比较典型的跟风阅读。而其他《论语》解读版本的蜂拥而上，更让人心生疑虑。

    但也有论者认为，跟风阅读也不是一无是处。阎崇年和易中天掀起了一股读史热，《于丹〈论语〉心得》则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全民普及运动，《论语》热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市场化和网络化时代，光有好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对大众来说，亲和性比严肃性更易被接受，贴近性比准确性更受欢迎。在传统文化经典的普及上，电视和于丹半年的努力，也许比得上过去1000个教授半个世纪的奋斗。

    石油工业出版社高级编审王晋堂认为，不少人喜欢跟风阅读，别人读什么我就读什么，让所谓的畅销书钻了空子。跟风阅读容易促使出版商急功近利，重形式轻内容，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像缺少营养的美式快餐。

    李里则表示，跟风也罢，精读也好，国学热和国学图书热销引发的阅读潮流不会短时间内消退。在经历了鸦片战争时外国列强入侵、抗日战争以及“文革”十年浩劫之后，中华民族正走向伟大复兴。在过去，我们的文化曾经一度处于无根状态，如今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使得民族文化的重建成为民族复兴的大势所趋。因此，国学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几个学者的意志。 （记者 桂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