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山大学公布的一项题为《交往与态度：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调查显示，近七成广州人赞成农民工落户，近六成的人可以接纳农民工成为自己的同事、老板、邻居和私人朋友，但是，只有不到1/3的人可以接纳农民工成为自己家庭的一员———允许他们的孩子和农民工的孩子谈恋爱。（1月30日《南方都市报》）

　　不难看出，当前，市民对农民工的认知，也即“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事实上呈现出一种相当矛盾、游移乃至割裂的状态———表面接纳了，内心却排斥，形式上认同了，实质上仍有隔膜。比如上述调查还显示，一方面，市民“高度认同”“农民工干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危险活”的说法，并认为他们“生活节俭”、“能吃苦”、“勤劳”，但同时另一方面，又有60%的市民对农民工的总体评价“持负面态度”，认定他们“影响城市卫生环境、市容”、“影响社会治安”、“缺乏教养”……

　　显然，如此矛盾、割裂表述下的“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耐人寻味，其背后折射、见证的，当前我们在促进城乡融合、城市和谐上所面临的现实，更是值得认真反思———

　　首先，我想，这表明，如果不尽快、彻底地打破横亘在市民与民工之间的权利壁垒，赋予农民工真正国民待遇———如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就业、自由迁徙等等各种社会、文化、经济上的平等待遇，使之摆脱“二公民”的权利困境，我们就很难从根本上祛除市民之于民工的种种认同隔阂，推动他们的融合———即使表面、形式上认同、融合了，内在、实质上的抵触、排斥仍然会顽固地存在，乃至不断蔓延滋长。

　　进一步看，这也表明，受二元对立、城乡分治体制的长期熏染、浸润，市民与民工间的隔阂、不认同心理，已然相当严重，乃至有进一步内化、固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之虞，换言之，此种深层深度的心理隔阂，已经不单纯是一种个别的主观情绪，而是“客观化”为一种社会化的心理观念、精神症候。显然，这种观念、症候的存在，本身又构成了阻滞我们消除城乡差异、推动社会融合种种努力的心理障碍，这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这样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又成为现在制度的支撑和制度变革的阻碍。这可能是我们研究农民工问题以及解决办法时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