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缓解春运的压力？有人提出，关键是要解决户籍藩篱问题，让民工能将家安在打工的城市（1月23日《燕赵都市报》）。还有人从美国没有圣诞节客运高峰，提出如果能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人们自然就会“四海为家”，再不用每年春节时都返乡（1月24日《江南时报》）。然而笔者认为，户籍制度并非春运现象的主因。

　　拿民工来说，今年在北京的工地干活，明年可能就会转到深圳。地域流动性如此之强，为他们解决城市户籍，又有多大实际意义呢？难道给一位民工深圳户口，他就能一直在深圳工作，并将家属都接到深圳吗？他至少还面临一道住房的屏障。还有，那些大学毕业取得北京户口的白领，以及上千万异地求学的大中专生，春节都要回外地的老家，跟他们的户籍问题又有什么关系？

　　在城市工作的外来人员，即使都能在所在城市落户，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买房让妻儿与自己住在一起，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春节时，也还是会要“回家看看”的。他们当然可将父母接到城市生活，但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能知道，中国农村素有安土重迁的传统，在农村生活一辈子的老年人，很多并不愿进城随子女一道生活。年轻一代当然可改变这个传统，但中国现在仍有八九亿农村人口，全部实现城市化还需要较长的过程。而且即使将来全部城市化了，还会有大量城镇之间的人口流动。

　　中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加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决定了现在和今后，交通都会是一项发达产业。只不过，过多人口集中在春节返乡，带来了巨大的春运压力。交通部门和专家曾提出建议，让流动人口不要挤在春节回家。然而，千百年来春节团圆的习俗，又岂是短期内能发生改变的？尤其对处于农业社会的乡村来说，春节前后正好没有农活可干，不在此时团聚又在何时团聚呢？要想让返乡人潮避开春节高峰，除了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让传统“年味”变得越来越淡外，几乎没有任何别的有效途径。

　　笔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要让春运不再“恐怖”，只能主要通过提高运力的方法解决。除此之外就是调整休假习惯和安排，让流动人口有更多平时的返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