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易中天之后，于丹和她的《〈论语〉心得》又开始在书市走俏。近日，于丹、纪连海等人在上海进行签售活动。有媒体报道称，该书首印达60万册，发行至今已销售155万册，超过易中天的《品三国》（上）。从阎崇年开始，易中天、于丹、纪连海等人因央视“百家讲坛”而一炮走红，成为粉丝们疯狂追逐的文化偶像。

　　然而，从立意、讲法到细节，他们几乎都被批评。比如于丹对“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解释，就遭到了众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易中天、于丹等人对经典的解释是在误导读者。

　　诚然，易中天、于丹等人的演讲有不少不尽完善处，可这并不能成为批评他们的理由。学院精英们似乎能忍受批量生产的学术论文、著作中不时出现抄袭、剽窃，却无法忍受面向大众演讲中的那些差错，无论这些差错是否属于常识。

　　无论是演讲还是著述，都是知识的生产。不同的学者、知识分子所生产的知识的形态千差万别。据悉，“百家讲坛”的宗旨是让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观众能听懂，也正因如此，每个演讲者只能尽可能把所谓“微言大义”放在一边，而首先烹制出一碗“鸡汤”。对于大学甚至大学以上学历的读者来说，“鸡汤”显然过于简陋了，但是知识的生产者们除了大餐，就不能烹制平易近人的“鸡汤”吗？

　　知识的生产者，毋庸置疑，绝大部分都是社会的精英人士，尤其是学院派的精英们；而大众除了接受其启蒙、教育之外，缺乏自我选择的余地。当面对大众传播知识时，知识的生产者如果一定要端起制作大餐的功架，那结果可能是，既不被自己的精英同行所承认，也不为大众所接受。

　　知识的传播也有层次之分。应该说，无论是《品三国》还是《〈论语〉心得》，更多是在讲述故事，并通过故事展现生活的技巧、人际交往的智谋等等，这些心得、感悟，在深邃的思想家看来，当然显得没有抓住精髓，过于浅显。可是浅则浅矣，却清澈见底。当年的《论语》，其实是孔子与弟子们日常交流的对话，孔子既会气呼呼地骂宰我“朽木不可雕也”，也会指天誓日地说：“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可见，孔子并不是一个没有喜怒哀乐的思想者。而《三国演义》的最早形态，也不过是古代说书人的底稿，只是到了现在，才逐渐成为公认的四大名著，成为中国文化经典。如果把这些最基本的鲜活的形态从知识中抽去，那只能剩下孤零零的教条。

　　知识的积累会造成质的飞跃，从而使人类达到更深刻体悟自然、社会的智慧的境界。诚然，生活的技巧和智谋并不能导致智慧的生活，然而，正是这些似乎不带有任何“高级形态”的知识积累，才为我们更好地领悟中华文化的智慧奠定了基础。

　　易中天和于丹等人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原因外，很重要的就是媒体的强势介入。央视作为强势媒体，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一般媒体。很多人因此去阅读《三国演义》和《论语》，这样的效应是面向精英的学术论著所无法达到的。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出版社提供的各种版本的《论语》译注和于丹的《〈论语〉心得》同样热销。也许不是每位读者都能很认真地读完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也只有更少的人能读完《论语注疏》，但是无论采取哪种形态，我们的文化传统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着。

　　早报评论员的一位出版界朋友最近到英国出差，公干之余四处参观英国的博物馆，以至最后竟然有“被艺术撑着了”的感觉。于丹、易中天的迅速走红表明，媒体及出版界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至少是适合大众的传播形式太少。如果哪天大家都觉得被传统文化“撑着了”，也许就没有于丹等人的大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