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没有任何理由对这样的杀人事件抱有同情，但有足够的理由对这样的杀人事件进行反思：沈阳市某工厂厂长的刘学新，下岗失业后，没有生活来源、经济窘迫，心态产生不平衡，后来他盯上了舞小姐，专找舞厅女劫财作案，半年内连续劫杀了15位陪舞女，肢解后抛尸。沈阳中院已开庭审理这个系列抢劫杀人碎尸案。

 
　　案主刘学新交代，他之所以选择作案对象是舞女，“就是图钱”；但事实上这些陪舞女身上的钱都不多，结果几乎都成了“为三四十元杀人碎尸”，典型如：2005年3月28日，刘学新在北行大世界舞厅将王某骗至家中发生性关系后，将其杀死分解抛尸，抢走30余元及金手链等物品。

　　作为下岗失业者的刘学新，他选择的对象皆为处于弱势地位的陪舞女，“只要我出手大方，她们就跟我走，而且她们失踪了也很少有人重视”，这种以弱势者的心态杀害更为弱势的对象，是一种典型的“底层化意识”的表现。“底层化意识”是处在社会底层者的一种自卑自弃意识，导致脑中出现宿命论，心中对人生失去信心，所以只顾下滑、不求上进。这种意识导致的严重结果，就是对自己、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彻底不负责。“底层化意识”在社会上的蔓延加剧，对弱者群体本身是极大损害，而且对整个社会绝非好征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相反相悖。

　　“底层化意识”在刘学新身上可见一种极端的自暴自弃，一直到他站在被告席上也是这样，比如他面对指控，一脸不屑，痛快地表示：“没异议，都是我干的，我全认！”对于被害人家属提出总计达200多万元的经济赔偿，刘学新表示“应该赔偿”，但自己没有能力，“律师我都请不起，还是法院指定的！”当公诉人问他：“你是为了抢劫，那为什么要杀人？”刘学新的回答很干脆：“灭口呗！”在“底层化意识”控制下，内心可能是强烈的仇富、仇不公，表现出来的却是对更弱者的戕害。这种强烈的“底层化意识”多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社会就会多一分不安泰。

　　“底层化意识”在弱势者身上得以强化，背后根源就在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如果“翻江”，弱者意识必然“倒海”。统计测算表明，自1986年以来的20年里，我国治安案件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0%；贫富差距如果继续扩大，必然危及我国未来的社会和谐，而社会不和谐的“增长”，必然又会危及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和谐、发达国度的经验表明，完善的机制、制度、规则，必然是以公平为准星的。譬如德国公司裁员的方式很简单，大多是这样的：首先是处于培训期的员工，然后是单身员工，接下来是结了婚没孩子的员工，再接下来是结了婚有一个孩子的员工，最后是结了婚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孩子的员工。这样的规则是既公平又最具可操作性的规则，它最具人性化，最照顾负担沉重的相对弱者。所以，裁员消息传出来，大家心胸坦荡，不用盘算着怎么走关系，该咋办就咋办。

　　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地球人都知道，当强势者以种种手段鲸吞了国有资产的时候，直接或间接的代价是大量弱势者的下岗失业、失去社会保障；一旦有了病残事件的发生，他们最容易沦为城市里的贫困者；因社会不公产生的弱势人员，最容易成为“底层化意识”的“感染者”。而传统的行政调控、访贫问苦、结对帮困等等施惠型、给予型的调节办法，仅仅只能解决一时一事一人的问题，并非根本之策。根本之策在于使公众真正能够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切实弥合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让弱势者有强力的社会保障，让他们能够成为和谐社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民生的本质是人权，和谐的实质是人权——都是对人的权利的保障。我们尚处于社会矛盾“易激化、易反复”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防止弱势者“底层化意识”加剧，更是社会的责任、国家的责任。我们的政策取向，已经关注到个人机会的均等、财富增长的均衡、社会分配的公平，但要真正消除“底层化”、避免出现“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还有很艰难的“落实之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