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性格和一切行为都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

　　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看，诚信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既然是稀有社会资源，它就应该和其他资源一样，具有“物以稀为贵”的特点。但只有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我们的诚信才会值钱；如果信息不对称，欺诈就是无本万利的最好买卖，而诚信，则会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牺牲品。

　　打个最真实而又最简单的比方。几年前，某著名保健品的创始人对媒体放风说，他做保健品是为了还债。此言既出，马上在社会上树立了自己的诚信形象。我也相信他的还债是真心实意的。但是，有专家和竞争对手证明，他卖的保健品虽然名声赫赫，但未必名副其实，其中不乏虚假和夸大宣传的成分，产品价格远高于其价值。这是一个很好的用虚假证明诚信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还债是在熟人之间进行，谁欠谁多少？还没还？彼此的信息十分对称，一目了然；而保健产品的买卖却是在和最广大的彼此不熟悉的陌生人进行交易，可以充分利用消费者掌握产品信息的不对称进行虚假宣传，从而牟取暴利。

　　因此，一旦走出封闭的传统村社熟人社会，开放的现代型陌生人社会得以正常建立、诚信得以维护的第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就是信息传输自由。

　　从传统控制型社会走过来的人很容易把社会上的诚信缺失归咎于政府管制不力，认为只要政府加强管制，诚信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看法过于天真，这样的做法甚至会适得其反。首先，政府不是全知全能先知先觉的神，它也时时处处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甚至上下级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其次，政府本身不是千古圣贤，过于严苛的管制会给管制者带来巨大的寻租空间，反而进一步导致社会诚信资源的大面积流失。比如我们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人民币，日本大约为82万元人民币，美国的注册资金底线为零，英国约为64万元人民币，其他欧盟国家约为20万元人民币。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存在“诚信缺乏”，所以不能随便让“不合格”的人进入这样那样的行业，行政部门必须通过行政审批把好“质量”关。但这一规定却迫使一些人在公司成立伊始就走上了蒙骗造假之路。很多地方专门成立了帮人注册公司的地下或公开的公司，给一些靠近权力的人提供了寄生和寻租的土壤。尽管初始注册资金可以很高，但在公司开始运作后这些注册资金也可在一夜间人间蒸发。一方面《公司法》要求新成立的公司至少有500万元注册资金，但另一方面又允许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继续运作、继续从银行得到贷款。这种矛盾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更使个人创业异常艰难。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认为，这种创业壁垒看起来简单，但它意味着在中国可能永远也出不了一个迈克·戴尔（MichaelDell）、比尔·盖茨（BillGates）这样年轻的世界首富，也出不了像惠普、英特尔这样的传奇公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国家要求的公司注册资金越高，那些有好的创业理念但无资金的人就越不能进入创业者行列，穷人要成为富人更为艰难。这种管制不仅有害于诚信社会的建立，而且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人为制造了巨大的鸿沟。

　　因此，诚信社会的第二个基本条件，是政府减少不必要的管制，由市场和信息传输自由自身来完成优胜劣汰的工作。

　　很多人，包括中国人自己，对中国人的最大印象往往是觉得中国人虚伪，甚至有人将其视为民族劣根性。其表现特点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明里道貌岸然，暗中鸡鸣狗盗，干起两面三刀的事儿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甚至一点儿人格分裂的内心挣扎都没有，一切都很理所当然似的。但其实这种表现跟人种人性无关，与信息和法治建设有关。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我们任何时候都不缺乏显示高远价值、远大理想和高尚道德的口号，但是，口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反差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我们不能把宏大的价值与不弃微末的具体法律制度与程序的建设结合起来。高尚的道德没有法律作保障，导致道德标准和口号越高，社会虚伪的程度反而越深。比如电信、电力等行业都假借“为人民”的口号，但是由于没有惩罚性制度，这些行业通过计价器作弊等方式多收费，多年来畅通无阻，以积少成多的方式获利惊人。